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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畀愚的小说创作 ——郭春林
作者:郭春林 来源处:无 添加时间:2009/3/25 访问率:10512
                         镇:从风情万种走向无风无情
 
                                                  ——论畀愚的小说创作
 
                                                          ·郭春林·
 
                                                 引言:从远方的乡村出发
 
    畀愚自1999年开始小说写作,迄今已近十年,发表百万字作品。就我目前所读到的畀愚作品来看,绝大多数均以浙江东部某小镇为故事的发生地。自然,这与创作学的理论完全相符,作家既出生在这里,也在这里生活、工作,作品以此为主要的空间概念似乎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不是创作理论就可以阐明。畀愚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批判倾向一方面体现在时间上,即所谓传统与现代,而在空间上所体现的还不只是我们已经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传统,乃至当代文学写作中总结出来的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南与北也成为一个解释性的构架。而这其中也就包涵着畀愚对当代中国的理解。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选择从《寻夫记》开始。《寻夫记》是畀愚2001年的作品。小说中的时间背景不是特别明确,但根据作品中所描述的情形,我们还是可以推断,小说的时间与写作的时间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故事差不多发生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它是我们讨论的前提。但空间概念同样不能忽略。这首先是因为空间的转移无疑是“寻”的关键所在,可更要紧的是作者以拟仿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而效果和目的的一个重要信息恰恰就隐含在“寻”的起点和终点上。也就是说,要准确解读《寻夫记》,我们必须先从文本中寻找这几个问题的答案:寻夫的妇人来自哪里?去往何处寻夫?寻夫何为?当然,我们还必须问妇人的身份以及其夫的身份。

    小说其实只明确交代了寻夫的目的地:浙江嘉善,而没有告诉我们妇人从哪里来。这当然是畀愚作为小说家出于避免过于直露的考虑,实际上他将这些信息隐藏在文字之中了。寻夫的李龙香在上了火车后所看见的“外面黄色的山坡和黄色的土地”,和她旅途中唯一的食物——烙饼——等等,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她的家乡地处中国大陆的北方内陆地区,虽然七十多元钱的票价在现在看来不算很高,距离自然也不会太遥远,可在90年代末期,而且是普通客车,四天的行程显然不能算短,甚至还很长。也就是说,通过这些细节我们知道,李龙香来自一个距离嘉善颇为遥远的北方农村,她的丈夫邝德全在嘉善打工,具体地说,是干建筑的农民工,已经半年多没有给她寄钱了,可他们的儿子就要上学念书了,她必须找到他,拿到儿子念书必需的钱。

   小说从李龙香踏上寻夫的旅途开始,一路上历尽周折,遇到各色人等,民工头告诉妇人,她男人在斜塘呢。可当她来到斜塘,却被告知,男人因钱少已于上个月离开了工地。这时她的身上仅剩七元七角钱。她要去干活赚钱,回家让儿子上学,于是,她一家家的敲门,向他们诉说,讨活儿,可是,“人家还是没等她说完就关了门。”无依无靠的她最后口吐白沫,躺在了大街上,被巡警当作疯子架上了车,“木头一样坐着”的巡警根本不理睬妇人的申辩,可就在这时,妇人看见了马路上拎着酒瓶子的男人。然而,巡警按住了她。小说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就《寻夫记》的形式而言,似乎很是稚嫩,甚至还带着习作的气息,即便是从对古典传统的拟仿这一尝试来看,也似乎并不符合一般小说美学的范式。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李龙香与所遇之人的对话为经纬,以寻找为叙事动力和线索。可是,这样的寻找,若以古典小说的模式,也还称不上苦难,因为时间太短了,似乎也没有生死之虞,换言之,就是没有“大悲”,结尾当然更不能被视为大团圆式的“大喜”,即便那是个开放式的、含蓄的结尾,包含着多种可能性,但倘从文本内在的逻辑来看,李龙香夫妻在斜塘相聚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便是大团圆,也是草民凄切的聚首,更重要的是那个拎着酒瓶子的邝德全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多少希望。也就是说,看似开放式的结尾,却只指向一种负面的可能。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小说实际上实践的是小说艺术的现代性,以一种无波无澜的叙事,在不动声色中展现当代中国极其普通的农村人的生活景观。

   小说从遥远的北方内陆农村出发,来到南方的沿海小镇。虽然是小镇,可在李龙香的眼里,这里就是城市,这里的人就是城里人。所以,实际上,简单的故事中包涵着的是南方与北方的差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差距。南方与北方的差距既是中国目前,甚至是自近代以来的经济现实,同时,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现状。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龙香邝德全这对来自北方落后农村的夫妇对发达南方的想象,以及来到南方的目的:赚钱,改变自己的生活,让孩子上学读书;可结果却完全与他们的想象背道而驰,李龙香历尽艰难,千里寻夫,可遭遇的不是白眼,就是冷漠,最后是彻底的无告、无望,而她的男人则迷失在这个南方的小镇中。

   自然,这样简单的北方与南方、贫穷与富裕、落后与发达的二元对举既是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其中隐含着他对作为其故乡的南方小镇的现状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北方农村的想象。正是在这一点上,畀愚似乎突破了近代中国以来城乡二元的想象局限,而将其扩大为一个经济地理的概念。但要紧的是畀愚在这一想象中对北方所寄予的同情和对故乡的批判中也隐藏着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结论:反现代化。综观畀愚的中、短篇小说,几乎绝大多数作品都指向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而这篇《寻夫记》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可以被视为理解畀愚到目前为止的写作的一个有效的图式,或入口。虽然北方和农村作为南方小镇的批判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但其中隐含的信息却也是较为明显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畀愚在小说中没有坐实李龙香的家乡,甚至只是以一些含蓄的笔墨将信息隐藏在了叙述中。

   但南方的小镇是他的故乡,他此时此刻的家乡。从遥远的北方出发,最终是为了回到故乡,然而,故乡早已今非昔比。
 
“我们的生活多美好”
 
   畀愚似乎有一种特别出色的反讽能力,也可以说,他对反讽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在诸如《荒日》、《通往天堂的路》等篇什中,这样的反讽俯拾皆是,可在我看来,那些夹杂在叙述、对话中的反讽,更像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红极一时的王朔的遗风,而畀愚最出色的是题目与文本之间构成的反讽,这样的反讽不只是为了增强阅读的快感,一方面,它给我们读后思索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它将作者的倾向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我们的生活多美好》、《罗曼史》、《欢乐颂》、《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等篇,均可以使人在读完后体味到,这些篇名与作品中所叙述的故事之间所存在的强烈反讽意味,或者也可以称为“张力”。

   但是,真正的张力是内在的,而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实际上,它来自小说家对文本中所叙述的人物及其生活的态度,来自于现实本身所昭示的状态与我们对它的体认和想象之间的距离。
 
    在我看来,《通往天堂的路》是畀愚非常出色的短篇佳作之一。火化场迁到了孙家浜,无论如何,即使没有被骗,村民们也不会轻易同意。领导安抚,并且指示“要因地置宜地搞经济,还要换个脑袋来看问题”。于是,就在这个相信“人民币最有说服力”的小镇开始了他们最为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用钱铺就通往天堂的路。孙一定正是在这场最为独特,也最为荒唐的“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领头羊”,他凭借敏锐的嗅觉,率先打破了传统销售商品的经营模式,将“服务”的概念引入丧葬,还不仅此,他极富超前意识地将“文化”的概念引到殡葬中来。而他的儿子更是青出于蓝,要将资本主义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垄断作为自己的目标。然而,只上过一年半小学的孙一定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村长的小舅子很快抢走了原本属于他的“市场份额”,并迅速垄断了该“行业”。初生牛犊不怕虎,儿子还崇尚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东西——竞争,他要以此激活整个“市场”,在“竞争”中占领“市场”,最终形成垄断。就在儿子为他的“宏图大业”奔波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儿子车祸夭亡。从此,孙一定一家灾祸连连,妻子一悲成疯,最后失踪,冻死在遥远的喀什,铺子的生意难以为继,失去所有亲人的孙一定只能相信巫婆这个似乎在生死之间能够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人,于是,为儿子成一门冥亲成了他全部的生活,终于,在医院里找到了一个连父母也不要的病危临死的女孩,女孩成了他的儿媳妇。而这恰恰就正是儿子在生前早就设计好的:“将来的服务不光要有灵车接送,还要说阴媒、办阴亲、拜阴寿,这是一驾三套马车”。结尾依然是畀愚擅长的方式,他又给了我们一个看似开放的结局:女孩并没有如医院推断的那样死去,虽然孙一定一定会继续等待下去,但他要等的是女孩的死!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如果奇迹发生,女孩从死亡的边缘回来了,孙一定会照料她么?也许他们会相依为命,因为他们都是被亲人抛弃的人?然而,相信读过小说的人都不会有这样一厢情愿的想象,毕竟这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就像我们总是将天堂想象成无与伦比、美轮美奂的所在一样。

   畀愚以“通往天堂的路”唤起我们对于阅读如同想象天堂般的美好期待,在最后彻底落空、破灭,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条现在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真理”:通往天堂的路是钱铺就的。这正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鼓动下迅速形成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是经济至上,说白了,一切为了钱,由此形成钱可以解决一切的结论。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社会开始转型,日常人伦随之发生变形,整个社会心理几乎完全被此垄断,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家庭生活迅速地被其左右、操纵。发展而发达的神话像春风一样吹遍这块热土,而首先吹绿的依然是江南。于是,“每天要过的日子”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金子诱人的成色又怎么能不被当作天堂灿烂的阳光呢?

   然而,绝不是人人都能看见金子诱人的光芒,或者说,那光芒绝不可能照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如同世界上总有阳光照不到角落一样。可是,我们要问,阳光为什么就照不到他们的身上,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他们将怎样生活?在畀愚的写作中,他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呈现了他们,可这样的反讽呈现出来的既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或者哲学,他们似乎无可奈何地在生活之流中沉沉浮浮,对那只操纵着他们的看不见的手似乎也并无多少怨言,同时,也正是这样一种反讽手法的运用使我们这些读者-旁观者在心底更生一种痛切,以及对这种艰辛的体认。

  《欢乐颂》的篇名取自席勒的诗题,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高潮乐章。但畀愚的“欢乐颂”是不是一个真正欢乐的故事呢?立秋像许多打工的人一样,从乡下来到城里,为的是找一份活儿,挣足够的钱回去给爹妈盖一幢两层楼的小瓦房。可是根本找不到工作,饿急了他抢了一个年老妓女的钱,随后竟就以此为生,差不多就是等而下之的拆白党的勾当。杨巧红的出现使他改变了这种生活,他们搬到了干戈弄,住在了一起,他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作——装潢公司的木匠,因其乖巧竟成了包工头的亲信。然而,杨巧红最后还是跟立秋的老板跑了,或者说被他包养了。立秋也有自己的“艳遇”,竟然和死了丈夫的原越剧团小生演员(剧团早就难以为继,因为“艺术已经相当不景气了”)、人到中年的郝爱珍成了好事,立秋丢了同是乡下妹子的杨巧红,却凭他一如司汤达笔下于连那样的功夫拥有了一个城里女人。立秋的心里是快活的,郝爱珍的心里似乎也是满意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显示也许会出现一个城乡社会和谐共处的景观,可是即使我们不细究这两个人的差异和差距,畀愚也已经在前面的叙事中为他们的未来埋下了无数的地雷,随时都可能爆炸,也许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其他的什么人踩到了,但更可能是自爆。也就是说,所谓的“欢乐”不过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感觉。

    “我们的生活多美好。”

    方喜华离了婚,下了岗,房子被前妻卖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死了丈夫的陈玲妹,要享受一下逃出婚姻牢笼的自由,满足他过于旺盛的性欲,同时也为自己解决无地可栖的困难,待真的要结婚的时候,女人却罹疾而去,女人家里的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连女人生前住的房子也被单位收缴。他不得不回到那个已经被承包了的化工厂,看大门,住传达室。住的问题解决了,性欲的满足再次成为问题,贪便宜的女工成了他捕食的对象,可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偷情无法满足他,他成了发廊的常客,也因此丢了看大门的工作,而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了歌舞厅的保安,最后跟随一个跳艳舞的歌舞团跑江湖去了,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的好日子开始了,我就要活到花堆里去了。”方喜华过于旺盛的性欲其实是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心理的个体化体现,所有的人都在为物欲的满足而奋斗或挣扎,而在他看来,欲望的满足就是美好生活的全部,可是,代价却是流浪,离开故乡故土。

   欲望的旗帜高高飘扬,当欲望与生存的困顿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浪漫都变成了一盘霉变了的美食。《罗曼史》从一开始就不给我们一点浪漫的气息,所有的只是贪婪。丈夫心肌梗塞,死在一个比她丑了无数倍的女人身上,邢美玉故意伤人被判刑三年。二十年过去了,儿子长大了,要成家了,可她就只有这一间丈夫单位的房子,没有工作,辛辛苦苦打点零工攒下的一点前和房子全交给儿子媳妇,她搬到了一间破旧逼仄的小房子里,开始了她真正有点浪漫意味的罗曼史——黄昏恋。可已经六七十岁的退休工会主席对性事并不服老,甚至还要逞强,以所谓科学的壮阳药追求着酣畅淋漓。老头子死在了她的身上。这似乎是对邢美玉丈夫之死的呼应,可邢美玉不得不因此再一次面对警察的审讯,这一次的罪名也许是过失杀人,也许她得再一次地回到牢房。一切都似竹篮打水,空余满腔泪水,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里,泪水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在《罗曼史》中,畀愚将一对恋爱中的老年人的心理、情感和欲望鲜活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也有羞涩,有欲迎还拒的娇憨,可多的是曾经沧海的细腻,阅尽人间的明白。然而,千万别把它看成是对黄昏之恋的赞美,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男人女人的故事。说到底,这是一个反浪漫的罗曼史。对老了的邢美玉而言,她之所以急着要把自己嫁出去,完全是她的处境迫使的,她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后半辈子的生存,无论是住的地方,还是生病后的公费医疗,哪怕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也都需要有一个保障,可是,将她“赶出”家门的儿子媳妇根本不可能为她提供,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对她来说,唯一的方式就是像很多女人一样把自己嫁出去。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畀愚在他的小说中不断表现的一个主题:自私,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冷漠和自私。在《每天要过的日子》里有,《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和《白花花的茅草地》里,《我们都是木头人》以及《欢乐颂》、《尿毒症患者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是,我们要追问,他们的自私、冷漠是与生俱来的吗?是人之初的本性吗?当然不是,这一切其实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样的丛林法则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甚至被称许为进步的时候,生存自然高出于一切伦理准则之上,或者说,后者就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取消了,唯一被理解的就是强权的逻辑,唯一能成功的就是不择手段,自私不过是无情竞争的魔鬼身上的寄生物。虽然,这个群体并不是畀愚着力表现的对象,但这么多故事里都有他们的存在,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它的关注,或者说,他们已经成为作者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理解的一个重要视点。

    于是,在发达的江南小镇,我们能看见的就只是一片片“白花花的茅草地”,而出没其中的就是那些木头人,和《通往天堂的路》里那个“壮志未酬”、崇尚竞争的少年,然而,最多的恐怕还是那些苦苦挣扎的邢美玉、江新梅(《每天要过的日子》)乃至尤民光(《尿毒症患者的日常生活》)、李明珠(《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们。
     然而,小镇并非原来如此,小镇其实曾经有过风情万种的过去。
 
怀想风情万种的小镇
 
如今的小镇无疑是繁荣的,起码是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改革和发展使小镇焕发出了活力。但风还是从南方吹来。如果说《寻夫记》是北方对南方的想象和南方对北方的缅怀,那么《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是对来自更南方、更先进、更发达的东西对小镇的影响,特别是平静被打破后的尴尬的揭示。倘使从人物的角度说,小镇上除了江新梅、刑美玉这样的女人外,还有耿丽秋这样一种得风气之先的女人。

   读《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总让人想起香港导演陈果的《榴莲飘香》。耿丽秋是小镇上的美女,向她未来的老公小鞋匠借了两千块钱,说是要去深圳打工。可是,十多年后重返小镇的耿丽秋却没能还上这一笔根本不算大的借款,而是嫁给了小鞋匠,当然,小鞋匠再也不做鞋匠了,而是一家定做皮鞋的小老板,也还算是子承父业。耿丽秋从改革开放的深圳带回来的,除了她身体上谜一样的疤痕和经历外,就是TOTO牌的抽水马桶和空调这些城市生活的用品,当然,还有她的那一套在深圳的闯荡中学来的生意经。先是开黑车,再是倒卖二手汽车,结果自然是倒卖赃车被吊销营业执照,小鞋匠不得不重操旧业。可是,结婚好几年,耿丽秋的肚子就是没反应,医院诊断,刮宫太多,可小鞋匠的一脉香火还要传下去,终于有一天,耿丽秋石破天惊地说,孩子,她有,十一岁了,寄养在深圳呢。

     就如“通往天堂的路”给了我们对于天堂的美好期待一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令我们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充满向往和憧憬,却不料,畀愚展示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对过去的追述,是对包裹着的那个不堪事实的一点点剥落,是一个反方向的可能性。当我们想象未来的时候,我们总愿意将原本包涵在“可能性”中的负面的东西悉数抛弃,就如小鞋匠当初娶得昔日的初恋情人时一样,兴奋、快乐、期待、憧憬,可是,耿丽秋正是从那个展示了太多可能性的世界中走回来的人,她将他带进了她的历史,而那段她个人的历史(并非只属于她个人,那其实是一个时代)却是不堪的,它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想象的空间,但那个想象无疑是痛苦而沉重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甜蜜可言。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它的蔓延,小镇上早就有她们的身影。

  《煲汤》写的其实就是一个二奶的前世今生。小桥是一个来自异乡的美貌姑娘,按照歌厅老板的说法,她现在小镇从事“娱乐事业”,实际上主业却是接客,三陪倒是副业。小桥的运气不错,遇到一个“老实”的老板丁原。丁原的太太患妇科病,小桥于是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名不正言却颇顺的二奶。两人刚刚安顿好“新房”的时候,小桥其实很有成就感和幸福感,特别是在为丁原煲上一锅好汤的时候,可是,一系列意想不到、却也在情理之中的事件之后(这样的事件在晚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就有,在鲁迅称之为狎邪小说的作品中则更是不胜枚举),小桥又回到她原来的生活环境,可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这时,“她想她在这个冷漠的城市里,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给她煲过这样的一口汤。也许以后在她的一生中,都喝不到一口这样的汤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将丁原对小桥的感情称之为爱情,或者倒过来,小桥对丁原的感情算不算爱情。风尘女子自然并非无情无义之辈,起码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如此,可到了近代,情形却明显不一样了,没有人专门考证过,究竟从何时开始,她们不再看重嫖客的心和情,总之到《海上花列传》的时代,已经遗风难觅。小桥们自然没有隔代遗传的可能,更何况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早就将那遗风吹进历史的深渊。可这样说,对小桥们来讲并不公平。小桥们其实心里很清楚,时代已经变化了,“做生意要符合市场规律,得跟着市场大方向走,要讲究客户垄断。”“市场”已经深入人心,更要紧的是“市场”可以为她们解决衣食之忧,甚至为她们提供另一种“现代化”。然而,代价是什么呢?小桥们其实正是当初  的耿丽秋,耿丽秋的现实也就是小桥们的未来,甚至可能更糟。

    但这样的现实并不是一下子就走到我们面前的。在这个意义上,《失明的孝礼》是一个隐喻。未届不惑的畀愚似乎对老年人的情愫颇有心得,在《罗曼史》中,我们见识了邢美玉与退休工会主席的一场颇有点轰轰烈烈之势的“黄昏恋”,而在《失明的孝礼》中,畀愚呈现的是失明的孝礼与儿子雇来照顾他起居的玉观婶之间仿佛少年初恋般的心理。孝礼出生于书香门第,自认为做到了传统士夫用以自律的“温良恭俭让”五字诀,他甚至还坚持“非礼勿视”的古训,既然有那么多再不能入眼的东西,虽然他以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还是不见为净,瞎掉的好。而他的职业也是教中国古典美术和书法的小学老师。这样的身份设定表达的是畀愚对传统的想象,但更要紧的是他对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作用的期待,可失明的隐喻却又表明了畀愚期待的落空。然而,即便是落空的期待,也让我们看到了畀愚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他在将目光投注到现实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将目光收回来,转向历史和传统,也就是说,在时间的维度上把握现在,透视现实。而这样的眼光也许是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江南小镇上自觉不自觉地生长出来的一种视野。小镇的历史培养了这一视野。

     畀愚对历史的反顾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指向,或者说,畀愚在对不同历史时间段的观照形成了两个颇为不同的取向。其一,在《胭脂》中,畀愚通过对胭脂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经历的叙述,既写出了小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完全不同于现在女性的形象,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上小镇人的爱情方式的态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爱情在畀愚对当下题材的表现上从未出现过,这其实已经明确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态度,也可以说,畀愚在他对爱情和历史的想象中始终站在对现实的批判立场上。另一个则是《荒日》中对解放后直至60年代初期的历史想象,这一部分恰好暴露了畀愚对社会主义初期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如今颇为流行的对那个时代较好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的赞美,可另一方面却是对贫困和铁幕统治的批判。这种矛盾也是近年引起很多争议的话题,因其复杂,且与本文主题关联不够,当另文分析。

    虽然《胭脂》是一部中篇小说,但其时间跨度却比较长,而其主要的线索就是小镇裁缝铺主的女儿胭脂一生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铺主临终前将女儿和铺子一起托付给了徒弟宝生,可胭脂偏偏追随上海美专来小镇写生的美术老师秦树基而去,只身一人跑到上海,她以为自己只是被包养的妾,可实际上秦树基是中共地下党,与他同居一室的杨淑勤是他的同志,而非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胭脂在秦树基被叛徒出卖离开上海后又回到了小镇,三天后,她嫁给了宝生。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不久,抗战爆发,日本鬼子打进了小镇,与此同时,水匪出现。水匪朱七在宝生出门的时候将他绑了票,其目的并非索财,而是劫色。胭脂为赎回宝生,不得不委身于早已垂涎她的汉奸,可宝生回到小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这个汉奸,希望借日本鬼子救出胭脂。鬼子打败了水匪,朱七死了,但胭脂却逃跑了,怀了朱七孩子的她在不久后成了水匪的当家大嫂,并且成为当地“最霸道的匪首”,远近闻名。于是,日本人、中央军和新四军都来联络她,而新四军的联络人就正是秦树基。当一切都涣然冰释时,他们再次激情焕发,而命运也再次使他们睽隔一方。胭脂不得不独自一人带着聋哑的女儿隐居他乡,然后是女儿被拐,解放,土改,胭脂被解放军关押,而在解放浙南的战役中受伤的秦树基临死前证明了她的清白,此时,秦树基已经与杨淑勤正式结为革命夫妻。原来的隐居之地也已无法继续呆下去,她最终回到了小镇,回到了宝生的身边。

   虽然故事过于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影响了它的真实性,但无损于我们借此考察作者以此所表达的情感和观念。畀愚在《胭脂》被选入《中篇小说选刊》时写过一篇短文,他说,胭脂“是孤注一掷的,也是随波逐流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一往无前,我们无所顾惜,可是,我们也难免会在蓦然回首时发现,那人就在身后的灯火阑珊处。”“然而,又有多少人会有宝生的那种等候?那种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与守候,也许比绚烂的爱情更让人感慨。”这当然是对小说所写到的爱情、人生以及作者的写作的一个归纳、提升、比附,然而,我想,胭脂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其实正是小镇的心态,是小镇平静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激情,可待到真的出去了,却似乎只有一个结果,遍体鳞伤地归来,可即便如此,小镇依然会如同宝生一样将她揽入自己的怀抱。在这个意义上,《胭脂》表面上写的是胭脂的爱情,可实际上却是对等待的宝生含蓄而又有力地表现。胭脂的爱情当然是炽烈的,甚至是忠贞不二的,即使她曾经和好几个男人有关系,可她对秦树基的爱情却从未动摇过。这样的爱情当然是值得赞美的,可似乎是命中注定,她与之无缘,她只属于小镇上的宝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宝生的等待也才显得更加伟大,起码绝不逊于前者。

   胭脂的寻找也让我们想起耿丽秋,而宝生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像那个小鞋匠。但两者有本质的差别。胭脂是为爱情而出走的,即使在上海有姨太太给她传授经验,“抓不住男人的心,就抓紧他们的荷包。”可胭脂不是为荷包而来,她甚至根本就不在乎荷包,她的一生中甚至都没有一件事是出于荷包的考虑。所以,《胭脂》在这个意义上是小镇爱情的挽歌。

   然而,也正是这个爱情的主题使畀愚对于小镇的理解出现了裂隙,或者说是小镇无法摆脱的宿命。胭脂的爱情是向外的,就如同她跟一位走江湖的说书艺人走了的母亲一样,她们向往的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所以,她们的爱情其实就是她们对小镇的背叛,而她们也就成了情欲和欲望的化身。可背叛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幸福,却只有伤害和伤痕累累的伤疤。最终,小镇只能作为抚慰者的形象出现,可偏偏这个抚慰者是个男人,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个有点窝囊的男人,是他们在守护着小镇的历史和今天。可这样的男人能守得住吗?现实确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然而,这答案却并不是我们希望的那个。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不堪的结果,我们才在畀愚有限的作品中看见了他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的目光的罢。
  
   结语:在尝试中寻找更多的可能
 
就叙述的方法而言,畀愚迄今为止的小说写作似乎也只为我们提供了不多的尝试。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反讽和直叙两种;就语言来说,畀愚的小说语言似乎也已经有风格化的趋向,即将嘲讽、谐谑、幽默、反讽的语言融入相对较为客观的叙述中;就叙事视角看,也似乎多为第三人称;而其所展示的又多半是浙江小镇的生活图景,其中又可以分为现实和历史两个方向,尤以现实为主。但是,就已有的写作而言,作为一位70年代生的小说家,畀愚却在这似乎还不够丰富的小镇上捕捉到了一种内在的丰富性,并在其中通过自己的尝试,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空间。这一内在的丰富性恰恰就是小镇人相同而又有不同的生活状态。

   除了《胭脂》和长篇小说《荒日》等篇外,畀愚的绝大多数作品均是现实题材,而在对现实的关注中,他又对被主流话语忽略或遮蔽的那一群人投注了特别的关怀,他们或者是下了岗的工人,或者是离了婚、丧了偶的鳏寡孤独之人,或者是努力想着发达却苦无门路的乡人,或者是来自外地的怀揣城市梦、发达梦的男女青年等等等等,而这一部分人恰恰是小镇的主体,但他们是被意识形态遮蔽的现实主体,是被繁荣掩盖的处于艰难中的人群。同时,他们的生活状况、情感方式又正是小镇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在当下的象征。
正是畀愚的写作使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昨日的小镇和今非昔比的小镇并陈在我们的视野中,呈现了发达小镇不为人知的内里的尴尬、紧张乃至不堪的一面。这样的现实逼使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经济的发达需要社会为之承担怎样的后果,而在这个后果中,为什么是这一群人来承担,传统的伦理道德、情感方式等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会被抛弃,是它们确实不好,还是新意识形态太过强大,太具侵蚀力,而失去了这样的价值观的社会又将靠什么来维系……?虽然畀愚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但这样的呈现或许就能够为我们提供思想的起点。

                                                                    2008年8月31日于沪上江湾镇
 
 
                                                                 作者简介:郭春林,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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